在漫天大雪中绝望死去的不止有“卖火柴的小女孩”，还有曾经“卖国的他”——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
1979年，这年冬天加拿大异常寒冷，世人都窝在温馨暖和的屋内和亲朋好友谈笑风生，只有张国焘虚弱无力地躺在养老院的床上，身边无一人陪伴。
12月3日凌晨，因为被子掉在地上无人发现，半身不遂的他就这样一点一点感受着自己的血液停止流动，长眠在那个冰冷的深夜。
死后，他的墓碑朝着中国的方向，或许在人生最后一刻，张国焘唯一思念的是祖国，他想以如雪心灵，洗净生活铅华，予人生丰赡意蕴，
只可惜，因年少时接连犯错，张国焘注定背上骂名，最终饥寒交迫、客死他乡......
豪门出身，学生领袖
张国焘，今江西萍乡上栗县金山镇山明村人。
他出生于官绅世家。张国焘的父亲——张鹏霄系清末拔贡，又曾任象山知事、浙江省审判厅推事等职，同时经营钱庄。
展开剩余95%从小生活在养尊处优、不缺吃穿用度的环境中，张国焘一心只读圣贤书，更不屑与普通人家打交道，决心要考出江西，去一个更高的平台施展抱负。
1916年10月，张国焘凭借自身努力，顺利考入北京大学。
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考上北大多么荣耀是不言而喻的。
这让本就高傲的张国焘更加自命不凡，他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来到北京。
每天上完课，张国焘就泡在图书馆里，阅读许多进步书籍。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毛主席。
只是当时毛主席的身份是从湖南乡下来的图书管理员，可想而知，张国焘根本没有拿正眼瞧他。
在北大，张国焘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热血满满的进步青年。他最大的收获，也是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认识了李大钊，成为其得意门生。
俄国十月革命后，张国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多次在报刊上发表相关文章，他毅然拒绝家里安排的定亲和留洋，他要为自己而活。
随着巴黎和会的失败，1919年，五四运动在京爆发。
作为新青年，张国焘一马当先，带领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每一次，他都站在队伍最前面鼓舞士气。
由于表现积极，他被推为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这是张国焘第一次得到职位，内心按耐不住地激动开心，也让他更加有斗志。
趁热打铁，他立马组织游行人员分为多个小组，到北京各个街道、火车站等地演讲。
行事越发张扬必然面临被打压的命运，只不过，身为学生领袖，张国焘在被捕的那一刻，也没有一点认怂和低头。
6月7日，张国焘被释放。走到校门口，看见全体学生都热烈欢迎自己出狱。瞬时间，他觉得自己就是拯救国家的英雄，虚荣心也从这里开始生根发芽。
张国焘渴望这种位高权重、受人敬仰的生活。殊不知，从他挺胸抬头朝人群迈出步伐的那一刻，也就暗示着他的人生道路终究偏航。
1919年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并成功担任总务工作。
然而，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非常不满。因为他不想当学生“保姆”，每天负责处理后勤杂事。
正当其抑郁不得志时，张国焘听闻“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北洋政府逮捕”的消息，他立马抓住这个回京的机会，向组织主动请缨。
回到北京，张国焘摇身一变成为学联总干事。在这个岗位上，张国焘颇有成就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每件事。
如此来看，职位和名望才是张国焘前进的动力。
1920年，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张国焘参与建立共产党早期在京组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政策。
1921年7月，在李大钊的举荐下，张国焘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当选为中央局成员且分管组织工作。后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张国焘在我党步步高升，已然是早期核心领导人之一。他不由得洋洋得意，觉得自己的仕途一片光明。
事与愿违，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会上，张国焘一人执意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最终他落选中央委员，并由毛主席接任其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
这个结果让张国焘气不打一处来。除了被革职的郁闷，更重要的是，接替他的竟然是那个自己从未放在心上的“北大图书管理员”；
即使回到北京，张国焘也为此生气了许久。连当时李大钊通知做好撤离准备，北洋军阀随时要逮捕革命党人，他都没有理会。
事实证明，他一意孤行的性格终究会害了他。
张国焘被捕后，受不了监狱里的严刑拷打，供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的姓名或行踪，也包括他的恩师李大钊。
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张国焘的意志和信仰并没有坚不可摧，只是这“农夫与蛇”的故事在他叛党后也没人知道。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国家解密的一批北洋政府档案资料中，才清楚记载了这一切。
那么，在当时张国焘是如何给众人交代的呢？
野心膨胀，一错再错
1924年10月，西北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张国焘就在其中。
出狱后，张国焘并没有及时、坦诚地向党组织交代狱中真相，而是选择隐瞒，继续“以信仰为名”为党做事；
非但说谎，他还在党内过分“包装”自己，塑造了一个在“酷刑面前只字未吐”的英勇人设。
作为我党早期组织人，张国焘一番虚假言语没有遭到任何人质疑，大家都很信任他，还因为这件事，受到众人追捧。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此后两年时间，他还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委员等党内核心核心职位。
这让张国焘越来越春风得意、趾高气昂。但同时，他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致命问题。
面对国民党右派对我党的排斥打击行动，张国焘多次采取退让妥协政策，甚至闹出一件臭名远扬的大事——“假传圣旨”。
1927年，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我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同年7月30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接到有关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一事的报告后，前往江西南昌参与会议。
万万没想到，张国焘通过对眼前局势的狭隘分析，主观上曲解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
要清楚，当下形势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知道起义的人超过百位，一些部队甚至已经开始调动。
张国焘的一席话无疑让会议室所有人都气愤不已，一向脾气很好的周恩来总理都激动地拍桌而起。直言：
“你说的这些，究竟是你的意思，还是国际的意思？中央派我来是要组织暴动，你又来说国际不赞成暴动，你叫我怎样执行？”
面对所有人的谴责和反对，张国焘心不甘情不愿地赞成起义。
1928年，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张国焘因南昌起义一事，被委婉批评。
会后，张国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言外之意，他将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
本以为能借此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结果适得其反。
早已失去初心的张国焘不仅没学，反而受苏联暗潮涌动的“绝对个人主义”影响，见识到一套铲除异己的“歪门邪道之术”。
1931年初，经过3年的“镀金”，张国焘平安归国。
党内觉得他大有所用，便任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管理红四方面军。
不得不承认，张国焘的确很有将领风范。在他的带领下，红四方面军逐渐壮大，成为三只主力红军中当之无愧地“强军团”。
但此时，他的思想再次与中央背道而驰。
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将在苏联耳濡目染学到的专制行动，错误地实施到红四方面军身上。
张国焘侧重打击有文化的干部，在他眼里，有文化的人更容易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正因这样，他还挑选过不学无术的农民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非但如此，他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一率当做敌人，对其使用最严酷的刑法，导致屈打成招的人不在少数，还杀害多名红军指挥员。
张国焘的举动彻底暴露了他扭曲的野心。虽通过营造恐怖气氛，让干部战士盲目效忠于他，保证其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人可撼；
但对军队而言，也造成不可逆的损失，这是张国焘从政生涯中不可磨灭的污点。只是，他还不甘愿止步于此。
一路兜兜转转，1935年4月，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成功会师。
时隔8年，他再次见到毛主席。看着眼前这个几乎和自己地位平起平坐的人，张国焘百感交集。
然而，当他发现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兵力，和自己手中8万多人马相比完全不值一提。
心中的嫉妒、生气、无奈各种情绪都瞬间消失。正逢即将召开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张国焘沾沾自喜，想要在会上“大显身手”。
似曾相识的场景，与中共三大一样，全场领导都支持毛主席提出的北上策略。
因为陕甘地区红色基因浓厚，且日军占领东北后，就对中国领土和资源虎视眈眈，北上更有利于建立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只有张国焘一人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并提出南下。
他认为，在那里可以利用地形优势进行攻守且当地敌人较少，他从心里想的是逃避为先。
更重要的是，有人猜测，张国焘不愿北上是他不想听命中央，让红四方面军成为附属兵力，他要“自立门户、自己称王”。
这个猜想也确实得到应验。
张国焘这种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肯定遭到众人抵制。不能名正言顺，他就直接违反军令，私自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直达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
在那里，他自任“主席”，还口出狂言要“开除”毛主席等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们，对叶剑英等人“免职查办”。
仗着自己在军队中绝对权力，张国焘自以为是地认为过不了几天就能成功“南下”。
现实是，几场战争下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损失接近一半兵力。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到达陕北。
一年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严厉批判他“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张国焘连忙低头、放下身段，主动认错、诚恳反思，还写下《我的错误》声明。
见他知错就改的态度，加上其早期领导人的地位，党中央没有过分处置；
相反，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对于张国焘在革命事业中一次又一次犯错，我党都选择原谅，还给予无数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当真能够挽救他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事实上，张国焘并没觉得在这一次分裂事件中自己有错。
他曾私下对信任的部下讲过：“这就是党的内部战争，有输有赢，不是靠真理，是靠本事和人脉。”
其实，张国焘对党的信念和忠诚，早在出卖李大钊时就产生了巨大变化。
他为了自己，可以出卖任何人，可以放弃信仰和组织，之所以一直待在党内，也只为享受被人尊重的感觉。
张国焘在上任边区政府后，毫不避讳地说：“我很失望。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意味着，在党内已经无法施展我心中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直到1938年，他用实际行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叛逃变节，自食恶果
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趁国共合祭黄帝陵的时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被国民党特务护送至武汉。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党中央处。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即便知道张国焘为人自大、做事张扬，太过看中权势，但也绝对没有往叛变那个方面想。
可结局是，张国焘在武汉安定后，其妻子和儿子也收拾好行李从延安赶往武汉，从此销声匿迹。
所有人都失望透顶，情理之中，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起初，蒋介石认为张国焘的叛变定会在共产党内部掀起腥风血雨，引发动荡；
军统戴笠也十分看中张国焘，让他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多次执行反共任务；
在我们看来极为羞耻的是，每一次任务张国焘都出色完成，他是真真切切抛下过往，为国民党做事。
眼看张国焘的变节行为越发自然，国民党开始进一步通过“糖衣炮弹”，压榨他的“前身份”。
给他住洋房、雇专人护送出行......这些表面光鲜亮丽的东西正中张国焘虚荣势利的小心思，让他深陷其中。
跟随国民党到重庆后，张国焘在戴笠的授命下，利用自己之前在共产党的声望去拉拢人心，让更多共党人叛变加入国民党。
只能说他太高看自己，这个行动完全失败。就连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也冷眼斜视、一口回绝。
理由很简单，因为在他们心中，军队是忠于党，不是忠于领导，心中对共产党的信仰才是永恒不变的。
一夕之间，张国焘从“香饽饽”变为“臭狗屎”，受到国民党冷落。这也不难想象，毕竟谁能真正打心眼里看得起一个叛徒呢。
他的处境刚好印证了那句俗语——“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此后，他在国民党里从事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
张国焘将自己在国民党逐渐不得志的情况怪罪到共产党人身上，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于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
邪不压正，解放战争前夕，见上海形势不对，他立马收拾好东西灰溜溜地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逃到台湾。
1948年11月，一家五口抵达台湾。只不过，张国焘永远想不到，迎接他的将是颠沛流离的老年生活。
张国焘原本打算到了台湾重新开始，却发现根本没人过问，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无奈之下，他只能靠自己在台湾找了所简陋的住宅。
然而，一年后，根据行政院批示,他住地一带的房子被强行征收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
坐“冷板凳”一年多的张国焘深知自己被抛弃，台湾也已无容身之处。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带着一家人转居香港。
当年正是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受战情影响，黄金价格从最初的30几美元一盎司涨到44美元一盎司，
张国焘天真地以为自己遇到一个发财的机会，他将自己全部家当以5000美金抵押，并悉数拿去买了黄金。
然而一辈子都在军队的张国焘，哪懂什么金融知识。战争引发的短时间黄金价格飞涨都是泡沫。
战争结束，黄金价格一夜间跌至谷底，毫无疑问，他的钱全部打了水漂。
没工作、没存款，一家人生活都很成问题。幸亏张国焘在北大读过几年书，能够给报社写评论赚点稿费。
也是通过阅读报纸，他看见新中国在毛主席和共产党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人民安居乐业，城市建设越来越好，他的内心不禁动了回祖国的念头。
几经辗转，张国焘托人转交给党中央一封信。
在信中他表达了对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新中国的祝贺，同时含蓄地透露出自己想回到祖国大陆，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北京方面欣然同意了张国焘的请愿，但提出一个要求，让他深刻检讨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写下保证书。
听到这个要求，张国焘犹豫了，最终他没有选择回到祖国。此后几年间，他靠撰写自传《我的回忆》获得微薄的稿费，维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1968年，受一些情况影响，张国焘带着妻子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大儿子。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张国焘度过了最后一段岁月。
他记忆中，最幸福的日子是自己82岁生日。
那天三个儿子都到场为他庆生，着实享受了一场天伦之乐，但也仅仅是短暂的一天，更多的日子是衣衫褴褛、残羹冷炙的。
因为大儿子收入并不富足，为了减轻家里压力，张国焘选择接受加拿大政府的“65岁以上老人福利救济”政策，并住进一家公立养老院。
1979年冬季，多伦多的大雪持续下了好几日，厚厚的积雪阻挡了来往行人的步伐，两年前中风的张国焘躺在养老院病床上，看着窗外漫天飞扬的白雪逐渐进入梦乡。
夜里，一个翻身，被子从他身体上划落。
可悲的是，养老院本就是老人多护工少，根本没人发现这个情况，即便他按铃求救，也没人及时赶到。就这样，张国焘冻死在了那个寒冬。
后记
“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一刻属于张国焘的惩罚才真正结束吧。
都说人在冻死的情况下会产生低温缺氧引起的精神错乱以及判断力减弱，从而引发幻觉。
或许那一刻张国焘亲眼看见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回忆着自己在革命道路上一次又一次错误的选择，后悔着自己的叛变行为，祈祷着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定不这样做。
作为后人，我们不能否定张国焘早期的热血壮志和为党建设作出的努力，但他的私欲和野心确是我们无法苟同的。时代会造就英雄，同样地，时势也会毁掉英雄。
在毛主席死后，张国焘只留下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属于他的时代也已流逝，留下的只有一块矗立在异国他乡的墓碑。
这块碑朝向他的家乡——江西萍乡，墓碑上有且仅有一个名字，低调的墓刻却涵盖了他曲折的一生。
参考文献
今日象山《张国焘家族与象山》
凤凰网《张国焘晚年谈中共政要：高度评价毛泽东》
北京晚报《张国焘从一大主持到反共特务:被捕后供出李大钊》
人民网《张国焘叛党后的悲剧: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
光明网《张国焘的反共生涯》
中国军网《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张国焘与他要“开除”的中共四大领袖》
中央政府网《张国焘》
发布于：天津市